对《原则基础及规则基础的会计准则和实质重于形式概念》的讨论

原文作者：C. Richard Baker and Rick Hayes

讨论者：威廉姆斯 北卡罗莱那州大学

　　人们经常把安然事件作为一个奇闻，有个案例研究认为安然是美国财务报告制度缺陷多多的典型例证。安然运用众多的诡计来创造收入，隐藏负债的手段被用来作为原则基础的财务报告制度比规则基础的财务报告制度来得优越的例证。也就是说，国际会计准则要比美国财务会计准则优越。使原则基础的制度令人向往的特征是原则必然地将焦点指向经济事项的实质。而规则基础的制度更倾向于关注“法律条文”

作为众多被用来表明注重实质的原则比注重形式的规则优越的例子之一，安然有效地（暂时）使用了大量的特殊目的实体，特别是Raptor SPEs，来隐藏债务。 因为他们在技术上有目的地利用了准则的缺陷，将这些特殊目的实体排除在安然对外公布的财务报表之外。在Power's的报告中，这些众多的交易的复杂性应该引起安达信对交易实质的关注，而非仅仅复核他们是否在技术上遵守了合并准则的规定，这些SPEs应该被合并。应该报告这些关系的实质。其他例子也一样。安然的收入确认是作者用来证明规则的存在是如何导致信息的披露运用法律形式重于实质的原则，以及重大的财务报表误报的另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例子。特别是娴熟运用了FASB关于逐日盯市的准则来确认收入。

原则基础的制度真的能有效运作吗？难道欧洲没有会计舞弊事件吗？国际会计准则比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的优越性得到证实了吗？最少应该找到欧洲已经避免了安然丑闻的证据，并且的确是以原则基础的制度在起作用。即使有这样的证据，也还存在文化差异的因素，比如，原则基础的制度在欧洲能行得通是因为欧洲有不同于美国的人文环境。如果原则基础的报告在美国试行，结果可能是出现比规则基础的报告更加灾难性的后果。

　　不应忽略的一个本质问题是原则基础的指南怎么能在没有原则的行业手中变得可行？仅因为规则没有强迫专业的会计师仅接受它创造的形式吗？如果安然将特殊目的实体进行合并，安达信没有任何理由能拒绝在安然的报告上签字。如果财务报告在实质上不正确审计师一般可以辞去审计任务，这是准则的实质。在每个规则的背后都有对经济实质的做出理解的原因，即使对实质的理解是虚假的。只要四大这样的专业会计机构保持现在的执业文化，世界上的所有原则不会导致更好的报告产生，如果安达信操纵规则让安然误报自己，想象一下仅有一个原则来划定边界的话会出现多少富有创造性的对策。

对实质问题的本质也有这严重的理解问题。在会计师的判断中，实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经济实质本身不是一个象圆周率一样的常数，而是一个有争议的领域。财务报告的基本原理是根植于一个重要的“自由市场神话”之中的，至少在美国是这样。人们对实质的信心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新古典经济学。其实，FASB最近制定的多数准则反映出了经济实质这个神话。比如：安然创造性地滥用了的公允价值规则就是基于公允价值是一个没有经过验证的概念。许多经济实质不是独立于社会结构之外单独存在的。比如，在美国会计师没有任何保留地接受公司是一个具有宪法权利的自然人。因为公司塑造了只看重利润而不是政治权利的在文化。会计师认为公司和个人一样具有自然财产权（他们对这些权利的要求也存在问题），会计中的收益模型将公司与他们的股东一样对待（但法律上却断然不这样对待）。

有时实质是一种远景，比如，互联网曾使美国经济受益菲浅，它似乎提高了大多数公众公司的盈利能力。然而，是谁对互联网的产生给予过资助？美国的纳税人，在使用互联网赚取利润的公司中享有的权益并没有反映在公司的财务报告上。难道以公共投资方式给予私人企业的大量的津贴不具有经济实质？（试想我们的石油和汽车行业在纳税人不消费、或没有持续消费和巨额的高速公路建设资金的情况下会是什么状况），实质是一个悖论，是一个意识形态领域的备受争议的领域。安然崩溃并不能说明实质已经战胜了形式。但可能因为对会计师自身的实质的一个可悲的误解。实质和形式的区别也不是十分清楚。形式可以很容易地演变成实质。比如：净利润的实质可能仅比我们赋予它的形式多一点点内含。形式自有其演变为实质的方法，这反映在我们对经济实质是什么的理解之上。

我对安然财务丑闻的意义的另类解读是，安然是19世纪末期美国犯下的众多错误的必然结果。维斯康星州高级法院大法官1873年曾经痛陈：“这里正在孕育着的一股新的黑暗势力，国家的企业正在聚合成大量的前所未有的公司联合体，他们正在明目张胆地行军，不仅为了在经济领域获得战利品，而且企图操纵政治力量。在我们的现实政治学中，金钱正在形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开始作战。它肆无忌惮、傲慢又专横。在你的日子里，问题接踵而来。将统治财富和人民，领导金钱和智力，它将充斥着所有的公共位置――受教育的爱国的自由者，或封建制度下公司资本的农奴。”美国人误用了对法人的第14次修改，赋予了他们生命和人类具有的权利。公司是国家的傀儡，国家赋予了他们生命，因此国家应该为其行为负责。安然的失败不能概括为一个规则与原则的问题。而是我们错误地认为私人审计师是管制公司的方法。审计是管制行为？对国家创造的企业的审计是国家固有的功能。安然是一个为什么审计应该有国家来进行的活生生的例子。你不会雇佣一个私人审计师去审计你的纳税申报表，公司不允许雇佣一个私人的监察员去鉴证其是否遵守了职业安全与卫生条例ASHA的规定.公众公司的财务报告由私人来审计更是同样的荒谬。

对于学术界来讲，安然还有一些重要的意义，从安然事件发生前，发生期间、特别是发生后的观察，我认为，我们必须努力地去将我们自己从有组织的专业中分离出来。理性地将自己作为一个研究目标，我们必须不将会计看做一种社会功能也不能看做一个排外的有组织的专业领地。作为学者我们不应关心4大明天是否会破产，会计是不是4大唯一的产品，也不是cpa唯一出售的商品。也许对会计最基本的比喻应该是社会财富。二不是有效资本市场的虚假宣传。学术人员的天性应允许我们去承认我们的局限，会计不能解决SPEs或衍生金融工具报告的问题，或者员工股票期权的问题。会计师不比其他任何人有更多的预测经济未来的专门技术，基于我们的信任的基础上的会计准则仅仅使我们看起来像个兜售经济学蛇油的傻瓜。会计应该继续作，就如经济金融化可以没有限制地前进因为会计有技术有能力去提供需要的技术，能无限地增长，能在现实经济中孤注一掷。解决类似安然问题已经超出我们的视野，我们应该诚恳地承认这一点。一些问题需要通过立法的途径解决。也许对衍生品的价值的计量本身就是一个愚蠢的问题，正如沃伦巴菲特所说的，简单的解决途径就是某些衍生品应法定禁止。我们的专家和学者应开阔思路，同时把握经济的实质与政治上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