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关键三年＂：＂四力＂变＂五力＂

原标题：“国企改革‘关键三年’：‘四力’变‘五力’，强调‘创新力’”

11月12日，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召开。在近一段时间国企改革新政策、新文件不断出台的背景下，此次会议引人关注。

记者注意到，此次会议在若干重大问题的表述上出现了明显变化，例如会议首次提出对国企改革来说，“未来三年是关键的历史阶段”。相关领域专家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分析称，结合会议有关表述，这意味着接续此前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的新一阶段国企改革顶层设计，有望很快出台。

此外，此次会议延续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的有关表述，将国企改革的主要目标从此前的“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这四个力，变为“全面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五个力。

国企改革阶段性总结

刚刚召开的这次会议，对下一阶段的国企改革来说有多重要？这是不少市场和业界人士高度关注的话题。

从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的定位看，其主要职责是对国企改革工作进行顶层设计，统筹研究和协调解决国企改革中的重大问题和难点问题。其组长目前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担任。

此次会议通稿一经发布，业界学界便立刻注意到了一个全新的表述：“未来三年是关键的历史阶段”。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定位？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查阅有关文件资料后发现，2015年8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到2020年，在国有企业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而此次会议召开之时，距离2020年已不到50天的时间，确保《意见》设定的国企改革“路线图”全面完成，还需要“走好最后一里路”。

此外，在2020年以后，针对新阶段的国企改革，在逻辑上又需要在《意见》的基础上设定新目标、时间表、路线图。在国企改革进程承上启下的大背景下，此次会议强调未来三年对国企改革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

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周丽莎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此次会议提出“未来三年是关键的历史阶段”的表述，是在2020年国企改革阶段性总结背景下的一个回应。

新的顶层设计有望出炉

在《意见》设定的2020年目标即将到来的背景下，此次会议提出“关键三年”的表述，是否意味着会有接续《意见》的国企改革新阶段的顶层设计出台？

记者注意到，会议提及：“要落实好国有企业改革顶层设计，抓紧研究制定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方案，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时间表、路线图。”

中国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李锦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有关方面在坚持之前国企改革政策的基础上，会提出新阶段的改革目标、时间表、路线图，这一新版顶层设计方案，将与自2015年出台并已运行四年的现行国企改革顶层设计有一定区别。

李锦分析，目前这一新版顶层设计应在着手考虑之中，并有望在明年上半年之前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召开的会议指出：“要从国家整体战略出发，按照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要求，聚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全面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从2015年提出“四个力”，到2019年提出“五个力”，特别是首次提出要增强国有经济的“创新力”，背后反映出怎样的转变？

对此，李锦表示，多个重要会议提及国有经济“创新力”，意味着国有企业要在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上下工夫。未来，要打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性企业。要推动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同时，还要加强国有企业与各类所有制企业、各类主体的融通创新。

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此前也在第三届中国企业改革发展论坛上表示：“国有经济的重要性，是在重要领域、长期创新的领域里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将制定量化可考改革指标

进入国企改革的“关键三年”，国企改革又有哪些具体任务？

对此，会议明确，要“在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强国资国有企业监管、增强研发创新能力、强化财务硬约束、削减和规范补贴、完善激励机制、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回报率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提出明确的任务举措，制定量化、可考核的具体指标”。

李锦对此评论称，此次会议按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有关精神，将改革的重点“立了起来”。值得注意的是，和此前发布的多份重要文件一致，此次会议继续将“混合所有制改革”放在了首位。同时，会议强调要“制定量化、可考核的具体指标”，也体现了鲜明的落实目的与意图。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会议提及的未来阶段国企改革具体任务中，还包括了“强化财务硬约束”“削减和规范补贴”等。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对于这些方面工作的部署，此前有关部门已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文件，有关主管部门也公开作出了一系列政策宣示。例如，去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该文件从指标约束、自我约束、外部约束三方面打破了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让国有企业资产负债有了“硬约束”，为解决国有企业债务问题建立了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