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郎咸平教授关于TCL产权改革方案的质疑

　　最近，郎咸平教授关于海尔、顾雏军的格林柯尔、TCL 等中国知名企业的言论成为非常值得关注的经济界的热点，非常佩服郎教授关于格林柯尔、海尔详实的论证、深邃的眼光、满腔的热情和仗义执言的勇气。但是在关于TCL 产权方案的论证中，有些论据的力度不够，观点比较主观，结论比较片面。

郎咸平教授的TCL产权的分析，主要表达一个观点，即TCL的成功很难说是产权改革的成功，而是国有资产流失，管理层不正当获取国有资产的一个案例。

郎咸平教授认为：惠州政府与TCL的经营试点及经营协议是不公平协议，因为净资产收益率作为对管理层奖励的唯一标准，且通过TCL的财务指标分析发现TCL有为提高净资产收益率财务造假的嫌疑。

相关的背景资料如下：

1997年惠州政府与顾雏军控股的顺德格林柯尔公司批准TCL集团进行经营性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试点，幷与李东生签署了为期5年的放权经营协议。按照协议规定，TCL到1996年的3亿元资产全部划归惠州市政府所有，此后每年的净资产回报率不得低于10%；如果多增长10%—25%，管理层可获得其中的15%；多增长25%—40%，管理层可获得其中的30%；多增长40%以上，管理层可获得其中的45%；超出部分奖励给经营管理层，或者以优惠价购买。

郎教授认为：“这个协议是不公平的开始，因为净资产收益率不是唯一的标准，”管理层可能为获得股权造假财务数据，并以系列财务数据为论据。

我们先来看看郎咸平教授的财务数据分析有没有道理，再来谈谈这个协议是不是不公平的开始，最后看看产权改革到底有没有必要。

一、郎咸平教授关于TCL的财务指标分析到底说明了什么？

郎咸平教授提出的怀疑，就是TCL管理层为了追求净资产收益率，有可能进行财务造假。由于不能对TCL的财务数据进行真实的审计，所以我没有理由肯定TCL的财务数据绝对真实，但是，郎咸平教授的财务指标分析以及由此产生的疑问是没有逻辑性的。

现在我们就郎教授提出的几个指标来探讨一下：

下表为TCL的几个指标的电子行业排名情况。

 

1、郎咸平教授认为：“如此低的毛利率和主营业务利润率（排名在25），如何能创造出如此高的净资产收益率呢（排名在3），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们知道，毛利率=（销售收入-销售成本）/销售收入，主营业务利润率=主营业务利润/主营业务收入，两者都是反映赢利能力的指标。而净资产收益率（ROE）=净利润/股东权益。影响ROE的几个要素是：

ROE=销售利润率×资产周转率×权益乘数

既然影响ROE的因素不是利润率一个方面的指标，更与资产周转速度、负债程度相关，那么利润率、毛利率低的企业可以通过加快资产周转速度、提高财务杠杆来获得高的ROE，这样的企业在中国，在外国可以随便举出几十个来。而上表中TCL流动比率排名26，资产负债率排35位，高负债的经营特征正好证明ROE的合理性，那又何必从一个因素来质疑最终的ROE的不合理性呢？又何存在百思不解呢？

2、郎咸平教授认为：为何风险如此大的公司却给股民创造出了极差股票收益率（排名26），也就是TCL的股民承受了高风险低收益的不合理组合。

如果郎教授所指的股票收益率按照如下公式算出，收益率＝（股息＋卖出价格－买进价格）/买进价格×100％，那么，股票收益率只跟股利政策和股票买卖时机有关，这两个因素都不与公司的高负债经营策略有关，相反，高的负债带来的高收益，正好体现在净资产收益率的名列前矛上面，这样的分析才具备逻辑性。

3、关于ROE的分析只能得出TCL盈利模式的结果，关于股票收益率的分析不能得出TCL就是一个高风险而不能给股民提供收益的公司，也不能直接得出ROE存在会计造假的结论。这些财务数据在行业中的排名，不能证明TCL并不成功，也不能证明产权改革并不是企业发展的动力；

二、TCL协议公平吗？

我认为，净资产收益率的确不是评价盈利、业绩唯一的标准，但是不管多么复杂的标准，总要遵循两个原则，一个是关注最值得关注的东西，一个是力求合乎实际。即使我们设计出几十个系列组合的指标，也会发现它的不足和自相矛盾。没有完美的指标，只有合理的指标。

1997年的协议，从经营的结果来看，积极的作用远远大与消极的方面，管理层的积极性被成功调动，简单的指标反映了在当时的政策和经营环境下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根本目的和国有资产收益率的期望值，在保值增值的基础上，收益与管理层共享。

郎咸平教授论证产权改革的弊端时有个出名的比喻：保姆给主人打扫房间，最后却成为房子的主人。其实这个比喻非常不恰当，因为不管是张瑞敏，还是李东升，他们不仅仅打扫了房子，还用杰出的创造才能使一套破房子变成了摩天大楼，然后你拿这个大楼的几间或者十几间奖励给他，有不合理的因素吗？

我认为，不在于奖励他们几间房子这个思路是错误的，而是是否真正做到了创造财富即草房变大楼的问题，同时是在此基础上的利益共享的问题。企业家和国有资产的股东应当作为两个独立平等的主体，在维护各自主体利益的情况下达到双方利益的最大平衡和扩张。单方面强调任何一方面的问题都是片面的。探索并达到这个最大的均衡，必须逐步完善所有的细节和法制，而不是纯粹用道德来控制，用激情来控制，用口号来控制。所以，产权改革的方向绝对没有错误，错误的是因噎废食，一叶障目。

TCL的问题也是构成上述问题的一个部分，我对财务指标的分析是想说明TCL并不是一个业绩非常差的公司，这个就说明了TCL在创造财富，创造资源；创造过程中，用激励制度做到利益共享。我们一定要把企业家和作为股东的政府看做平等的两个主体，如果激励制度并不合理，政府这个股东应当出来修改和完善，即使暂时没有完善，也不能否定整个产权改革的主流。作为所有者，即使是国有资产，也有他投资的预期收益率的问题，这个收益率只要能够保证甚至高高超过预期，就不能说这个激励制度就完全坏到骨子里去了，因为它还是达到了双赢的局面。

在国有企业存在生存问题的时候，往往就是国有企业打算卖给私人企业的时候。这个价格怎么定，如何评估，其实决定权在于所有者，而不在于民营企业。有的地方出现了国有企业贱卖的现象，这个问题的责任人在于政府，在于所有者。政府事实上是国有企业所有者的代表，对于国家或人民这个主人来讲，政府也可以称作国家或人民的职业经理人。政府职能或保值增值职能的监督和审计的完善，才是解决问题的有力保障，而不是产权改革的方向不对。在产权转让的过程中，你可以招投标，可以委托最好的评估机构，可以参考市场价格决定卖或者不卖，可以谈判卖的细节和条款。企业家是理性的，在市场进行交易和谈判，谁都会维护自己的利益。如果政府不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那是政府责任不到位，关键在于政府的问责制、政府职能后续监督的完善和国有资产改制的系列制度完善，而不是产权改革的方向问题。

郎教授问：“在国有控股的情况下高管人员就可以将公司“合法”的做坏，但自己拥有股权以后就立刻将公司做好，那么受全民委托的国有企业高管人员的信托责任在哪里呢？”

我们应当用理性的观点来看待这一切，人们权衡利弊，并对激励做出反应，没有理由要求一个人（不管他是职业经理人也好，还是普通的员工）永远只凭道德或者感性来做事情。责任和道德建立在制度的基础上，没有科学的机制，没有激励和相配套的约束政策，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都是没有办法做大做强的。国有企业如果永远不改制，不进行产权改革的实验，不舍得付出适当的产权改革的代价，就没有办法做好。目前资本市场的混乱，不是说法制就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是我们的法制给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限制措施，而违反这些限制措施的机会成本却很小。理性的加大违反规则的机会成本，同时建立监管机关的问责制，让中介机构吃饱穿暖真正独立，才能逐步规范，逐步发展。相应来说，由于国情、资本市场的现状、相关政策和制度的不严密等综合问题，让我们的产权改革付出一些代价，我认为也是值得的事情，只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比产权改革前更加成功，蛋糕做大了，就是多分一点给管理者，又有什么问题呢？

郎教授认为：TCL改制使管理层拥有25%的股份，这个改制是MBO的成功，是TCL管理层的成功，是国有资产的进一步流失。

不管是各种形式的产权改制，还是MBO，目的都是力求激励经理人，使所有者和经营者目标统一起来，减少代理成本，让股东最终得到最大限度的增值。我们发现，所谓的产权改革或MBO的弊端，关键在于：

购买国有资产的价格认定是否公正，或管理层获得股权的途径是否合理合法公平？

解决MBO “buy in ”的途径是，用合理的市场价格而不是净资产价格来确定MBO购买国有股权的价格，以解决股权分置导致的管理层超低价位购买国有股权的问题，避免流通股与非流通股的巨大价差造成的不公正交易。

MBO可以暂停，但是不会影响产权改革的方向，因为它只是产权改革的途径之一而已。我们的重点应当放在如何让产权改革更有力的推动国有企业乃至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大蛋糕，而不是无谓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