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教授：重建诚信的艰难之路

7月11日本报报道的欧亚农业董事局主席杨斌失踪引起广泛关注，今日本报又有关于中国移动通信运营商每年通话费被盗用高达200亿的报道。这两个事件相信将再一次引发公众对信用危机问题的思考。恰逢张维迎先生针对该问题发表论述，就此刊出，以飨读者。

经济学告诉我们，信任是产生交易的前提。但是前不久中国农业银行推出一项改进服务的措施却让人感到深深忧虑：为了提高取款的信任度，农行为储户提供验钞机。此前我们一直相信，从银行里出来的钱是最可信的，因为银行是在用政府的信用作担保。但是农行的事例说明，原来银行里面也会有假钞。

这件事已足以说明，中国社会信任危机已经严重到何种程度，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已经高到怎样的水平。如果这种局面不能加以改变，中国经济的发展将受到严重影响。

那么，中国社会一直是一个缺乏信任的社会吗？果真如此，为什么中国作为一个举世无双的统一大国的历史会持续2000多年？为什么会最早出现了纸币？为什么有闻名天下的山西票号？所有这一切，都以高度的社会信任为支撑，所以，中国社会历史上并不缺乏诚信。

鉴于此，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中国社会的信任何以被破坏？对于这个问题的梳理和回顾将直接关系到今后的道路。

三大因素造成了今天的局面。首先是从100年前开始的对中华文化的全盘否定，传统的社会价值体系在这100年里几乎被彻底摧毁，每一个人在社会中都产生了价值迷失。第二是产权制度的缺失———产权是信任的载体，无恒产者，无恒心，自然就不会有诚信。第三是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由于社会对政府的约束不够，导致短期行为频繁发生。而享有太多自由处置权的政府在社会空间中的权力不断膨胀，使社会环境变得不可预测，又直接导致了社会信任的进一步下降。

在当今的中国，由于社会对政府的约束不够，以及存在垄断和腐败现象，很有可能使诚信和监管之间的平衡无法达到，越监管越不信任，最终进入诚信的死角。这是十分危险的局面。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面临着重建社会信任的艰难道路。社会各界为此至少要在以下五个方面同心同力，以促成一个好的转变。

首先是产权制度的形成：从政策到法律、从法律到社会预期、最终落实到文化上，产权制度最终的确立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第二，规范政府行为。第三，法律制度的建设，在某些方面，中国的法律条文是最健全的，为什么恰恰在这些领域，违法违规事件又是最多的呢？因为法律制度远非法律条文，需要整个社会由上到下的强力贯彻。第四，社会中介机构的发展和规范。第五，提高全民教育水平。从个体上说，一个人教育水平的提高并不一定能确保其更讲信用，但以社会整体论，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提升欺诈成本，从而提高社会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