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税改革输血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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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了一夏天的煤炭，在冬日用煤高峰之前，渐渐回归了基本面。

对于产煤大省山西来说，这一轮煤价上涨，和以往情况略有不同，尽管煤老板们赚得盆满钵满，但投机性炒矿的身影却明显减少。

在国家税务总局财产和行为税司副司长孙群看来，这正是资源税改革带来的成果。

今年上半年，山西煤炭价格出现一轮上涨，累计吨煤综合售价涨至433元，同比上涨201元，增幅87%。与此相对应的是，同期煤炭资源税收入达到139亿元，同比上涨151%，比改革前的从量定额方式增收119亿元，实现煤炭资源税与煤炭价格“正相关”。

自去年7月1日我国全面推开资源税改革以来，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共为符合条件的企业减免资源税近42亿元，为企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资源税的增加，不仅抑制了投机性炒矿，也让煤矿不得不开始节约资源。

“从价计征建立了税收与资源价格直接挂钩的调节机制，使资源税收入与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优劣的矿价挂钩，有利于调节资源收益，保障资源产业持续健康运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同时增强全社会的生态保护意识。”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胡怡建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

绿色税改

对四川攀钢矿业公司来说，低品位铁矿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鸡肋”。

“资源税改革前，由于旧税制采取从量定额的计税方式，企业不论开采高品位铁原矿还是开采低品位铁原矿，每吨都要承担5.7元的资源税，用矿价换算，低品位矿的税负达高品位矿的3倍。公司缺乏利用低品位矿的动力，选择将低品位矿闲置不用。”攀钢矿业公司财务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不过，在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后，新税制按铁精矿确定税率，对高品位、低品位矿不再“一视同仁”，税负更趋公平合理。

“改革后，从价计征对资源赋存条件好、价格高的多征税，条件差、价格低的少征税。通过价格的杠杆，促进企业合理利用资源。”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樊勇表示。

改革后，资源税收入与矿价保持同步增减态势。价涨税增、理性的利润空间使企业自觉控制煤炭产量，防止行业过热；同时，政府借力资源税改革，积聚了财力并用于压减产能、安置职工、保护环境等方面，一年来共压减产量1.43亿吨，退出产能2325万吨。这不仅有助于矿业企业健康发展，也为矿山治理、环境保护起到了有力促进作用。

“现在公司每一吨低品位原矿需缴纳资源税1.5元，与改革前需缴纳的5.7元相比，降幅达73%。”上述财务负责人表示。目前，攀钢矿业正积极推进工艺升级，加大对低品位原矿的综合利用。

“这次改革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为企业建设绿色矿山提供了充裕的资金，有力地促进了企业新旧动能转换、转型升级。”莱芜市地税局局长杨永军介绍。

在洛阳，这样的综合利用则得到更大扩展。

“我们正计划对伴生的萤石进行回收，未来有可能成为全国较大萤石矿之一。”洛阳钼业集团财务总监顾美凤告诉《华夏时报》记者。资源税改革后，伴生矿暂不征税，采钼企业开采出来的伴生矿钨等给企业带来了很大收益，一批较大企业不仅通过科技创新、设备升级和加大投入等方式对伴生矿进行回收，同时对矿渣和尾矿库循环再选，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当地环境和企业效益的共赢。

助力财税体系改革

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部署，将“去产能”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第一位，提出煤炭等矿业产业要严格控制增量、防止新的产能过剩。在总结原油、煤炭等资源税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将此次资源税改革的从量计征变为从价计征。

据统计，受原油、煤炭等主要资源价格快速上涨的影响，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有26个省资源税实现增收，其中山西、内蒙古、陕西等省资源税收入分别增长142%、122%和109%，占地方税收入总量分别达到32%、20%和15%，比去年同期分别提高了19%、12%和9%。

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资源税在央地关系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资源税改革明确规定，改革后收入分配进一步向地方倾斜，原矿产资源补偿费并入资源税后全部留归地方，中央不再分成，使得地方实际可支配收入增加，有助于地方加快建立完善资源开发生态环境损害补偿机制，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和财政优势。

据了解，相关部门正在全面总结资源税改革的经验，筹划稳步扩大水资源税试点范围，推动资源税立法工作，进一步推进资源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