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皓建议加大减税清费力度振兴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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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为：合众人寿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戴皓：建议加大减税清费力度加快振兴实体经济

近期，《证券日报》记者从合众人寿获悉，合众人寿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戴皓提交了《关于加大减税清费力度加快振兴实体经济扭转经济下行压力的提案》。提案原文如下：

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是社会生产力的集中体现。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所负担的税收、社会保险、各种收费罚款、利息、能源、运输、土地房租等各种成本越来越重。据社科院经济所调查，民营实体经济的利润，1982年时只有2.4亿元，占GDP比重仅为0.045%，1995年升至31.93%，其后逐年下降，而到2015年时，规模虽为33853亿元，但是占GDP的比重却下降到5%左右。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发布的《2015年企业负担调查评价报告》显示，79%的企业反映“人工成本快速攀升”，66%的企业反映“融资成本高”，54%的企业反映“税费负担重”。

一是我国实体经济成本较高

第一，增速不断下降。2011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9%，到2015年同比增速腰斩至6.1%，2016年降至6.0%。

第二，成本高企带来巨大冲击。人力、资本、能源等要素快速上涨，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需要的成本：2010年为83.94元，2016年6月增长到85.79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企业数量2015年是2010年的近2倍。中国制造成本越来越高，制造业正在加速流出大陆，曾经的世界工厂正在走向空心化。

第三，增长的动力不足。由于效益低迷，导致企业缺乏扩大再生产的投资意愿。制造业固定投资完成额累计增速从2011年31.8%的高位减至2015年8.1%，2016年上半年更是低至3.3%。

第四，融资成本不断增加。企业每百元利润支出的财务费用从2010年16元增加至2015年21元。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2015年6月，中国非金融企业的债务相当于GDP的163%，国际经验显示，这一比例达到90%就会积聚较大风险。

二、实体经济承受压力的主要原因

1.财政供养人员过多，迫使中央财政赤字年年增加。2015年底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约3869.7万人，各级政府还不断呼吁增加编制。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各级财政收入不太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了，而财政供养人员多，往往‘食之者众，生之者寡’，本届政府组建半年多，一些地区和部门又陆续提出增编要求，不控制将难以为继”。在增编无望的情况下，近几年各部门涌现出大量编外的专业人员、辅助人员和基层服务人员，这部分人同样由财政供养和由收费及罚没款供养。据中央党校学报2016年12月第六期刊载应松年博士的调查，我国各级行政部门编外辅助人员日渐增多。在一些地方的公安、城管执法、交通运输等部门，公务员与辅助人员的比例已达1：1或1：2甚至更多。按照国际“小政府、大社会”的趋势，我国政府过多的供养人员必然造成纳税人更多负担。地方四级政府中许多市县都是“吃饭财政”，每年都要制定税收增收计划，完不成计划，就保证不了庞大公务员队伍的工资。因此，许多地方需要中央转移支付才能运转，2015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同比增长8.6%，中央财政赤字多达11200亿元。2016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增长12.2%，用于地方减收增支压力。中央收支总量相抵后财政赤字14000亿元，比2015年增加2800亿元。

2.企业税费负担过重，减税清费措施没有到位。我国企业税费负担总体在国际上处于较高水平，远高于发达国家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根据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中国企业的税费负担占利润的比重，在不含增值税，包括所得税、其他税和社保缴费的情况下是68%。而美国是44%，瑞典是49%，德国是49%，印度是61%。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平均值是34%。2010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研究了全球85个国家与地区。中国增值税以外的总税负负担排第5，其中社会保障负担排第2。从企业实际的税负比率看，尽管近年来通过一系列降税措施，但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15中国企业500强的纳税比上年增长了0.36%。虽然全国2016年税收仅增长4.8%，但非税收入增长更值得关注。中国社科院“2017年《经济蓝皮书》数据显示，2012至2015年我国非税收入年均增长18%，而同期税收收入年均增长7.5%，非税收入增速2倍于税收增速。近几年许多部门和事业单位的超收奖励和罚款分成的运行体制，形成了向企业和商户千方百计收费罚款的强有力机制。企业利润遭各种收费罚款的盘剥，不但难以改观，并且有恶化的趋势。

3.社会保险金的提取比率高达工资的42%—50%（社科院经济所）。据清华大学经管学院调查，中国企业社保缴费占企业盈利的49%，美国是10%，瑞典是35%。这实际上是过度将企业和员工收入集中上划进行再分配。更为不合理的是社保基金收缴不是按平均工资，而是按实际工资，给实体企业造成巨大的伤害。

4.国民经济高利贷化，企业融资的高利率，实体经济遭到重创。据社科院经济所调查，2010年全社会总的借贷利润（包括银行、非银行机构、民间地下钱庄等）为20430亿元，占当年GDP的5%左右，而当年全部非国有非银行实体经济利润收入匡算为44560亿，占GDP的11.15%。到了2015年，情况比2010年急剧恶化。全社会借贷利润占GDP的比重从5%左右大幅度上升到了7.86%。非国有非金融实体经济的利润占比从2010年的11.15%下降到了5%左右。2014和2015是国民经济高利贷化，即借贷资本挤压非国有经济最严重的两年。

5.除了财政税收、社会保障、政府乱收费以外，运输、能源、土地、清关等成本，也是企业利润被挤压的重要原因。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提供了一个例证，通过中美制造业成本对比来说明。浙江省慈溪市江南化纤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2015年“江南化纤”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投资办厂，成为首家在美国建立再生聚酯短纤维制造工厂的中国企业。为什么去美，主要原因是国内综合成本连年攀升，颇感吃力。其测算比较了创办相同规模企业的中美成本。税收成本：美国税收优惠力度大。美国的州政府最看重的是就业，常常给予企业优惠的税收政策，比如房产税优惠30年内有效，如果公司达产，30年内将给予3000万美元的税收减免;银行借款成本：中国是美国的2.4倍;公司运营资金财务成本：国内是22.58美元，美国是9美元，国内比美国高出1.5倍;物流成本：中国是美国的2倍;电力、天然气等能源成本：中国是美国的2倍以上;蒸汽成本：中国是美国的1.1倍;土地成本：中国是美国的9到50倍;配件成本：中国是美国的3.2倍;清关成本：美国无需支付进出口清关成本，而中国这部分成本也不低。

三、几点建议

第一，大力减少财政供养人员，优化支出结构。一是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统筹考虑上级机关“瘦身”与基层一线“强身”的问题，将现有实际财政供养人员减掉三分之一以上。二是建立大部制，将近年来简政放权、群团改革之后所“富余”出来的编制向政府法制、食品药品监管、生态环境保护、城市管理执法等领域倾斜。同时，重点强化基层执法部门和岗位，将机构编制这种“稀缺资源”配置到人民群众最需要、最可以发挥其应有价值的地方。三是解决规范编外辅助人员的制度缺失问题。解决这些人员的聘用、辞退、权利义务、工资待遇、法律地位等问题。

第二，进一步加大减税清费力度。当前我国的税费征收管理仍不规范，涉企减税清费尚有较大空间。一是应按新版《立法法》税收法定原则，加快与企业有关税收的立法，取消不合理税种。二是结构性减税的重点应该是大幅降低非税收入，尤其是清理整顿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包括采取专项行动全面清理当前涉企收费。三是在宏观经济形势不景气，中小企业经营压力特别突出的时期，尤其需要采取临时性的税收减免措施，以救助扶持陷入经营困境的中小企业。四是降低增值税税率尤其是制造业的增值税税率。五是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势，个人所得税改革应按结构性减税的方向进行，即应以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水平、提高高收入群体所得税水平为基本方向。

第四，降低社保缴费率。用政府的资产支持社会保障，以此降低社会保障的缴费率，从而减轻企业的负担。

第五，加快完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在总结当前负面清单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加快完善负面清单制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在全面评估目前行政审批事项基础上，彻底取消非行政许可的政府审批事项，尽可能少地保留必要的审批事项，并将有关行政审批事项清单以及审批事项的要求、工作流程对外公布。涉企相关行政部门应以优化服务为出发点，按照行业领域制定负面清单，整合优化行政审批流程，尽量实行服务前移、一窗受理、内部运转、并行审批、限时办结的“一窗式”并联审批模式。对同一事项的审批，各不同环节审批主管部门应加强沟通，确保做到审批要求一致，避免出现相互扯皮、相互不认可的现象。

建议此提案由国家发改委、国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