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滥薪谁来管

上市公司作为实施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先行者和中坚力量，理应实行高管人员的收入与其勤勉尽责及企业效益挂钩的原则，但实际情况是，不少公司滥定高管薪酬，完全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分配原则，严重侵害了社会公众股东的利益。这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是业绩好的公司高管薪酬整体上并不高，而业绩差的公司薪酬反而更高，甚至亏损之王成了薪酬之王。2001年，沪市业绩排行榜前十名的公司，均没有出现在高管年薪前20位的名单上，深市业绩排行榜前十名的公司，也只有中集集团、中兴通讯、新兴铸管三家进入高管年薪前20名。在一些中西部地区及大型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中，不少效益相当不错的上市公司的高层人员报酬相当低。如地处牡丹江的恒丰纸业，去年净利润为4569万元，每股收益为0.33元，7名在公司领取报酬的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年度报酬总额只有17.97万元，金额最高的前三名董事和前三名高管人员的报酬总额分别为8.59万元，人均年薪仅为2－3万元。与此相反，去年经营业绩下滑的公司，却纷纷进入高管薪酬排行榜的前列。更有甚者，一些亏损公司或巨亏公司高层人员的报酬竟然大大超过盈利公司的报酬水平，而且亏损越多，薪酬反而越高。紫光古汉去年亏损2361万元，但其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的年度报酬总额为67万元，其中金额最高的前三名董事的报酬总额为32万元，金额最高的前三名高管人员的报酬总额为44万元。广州冷机去年亏损8877万元，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年度报酬总额为149万元。其中金额最高的前三名董事的报酬总额为52万元，金额最高的前三名高管人员的报酬总额为32万元，年薪在15万至21万元的有5人。更为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科龙电器2001年亏损15.56亿元，系沪深股市四家巨亏15亿元以上的亏损大王之一，该公司却以最高年薪750万元列沪深1170多家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之首，亏损之王竟然成了薪酬之王。

    二是并不勤勉尽责的公司高管薪酬在上市公司群体中也遥遥领先，与勤勉尽责的公司高管形成鲜明反差。2002年5月17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对ST国嘉及公司现任董事王英玲、吴钢，及原董事衡保华、冯俊发、唐灯林、梁勃英予以公开谴责。其事由一是未及时披露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因担保而被起诉的重大诉讼事项，涉诉赔偿金额累计约10628万元，占公司净资产的104.44％。二是未及时披露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因其他经济纠纷而被起诉的重大诉讼事项，被法院判令支付或返还款项累计金额约达10112万元，占公司净资产的99.37％。同时，负责审计的会计师对ST国嘉2001年报出具了拒绝发表意见的审计报告。原因之一是，公司应收账款加其他应收款合计高达78395万元，其中主要管理人员曾经任职的企业长期占用不还达5.95亿元，致使净资产仅1亿多元的ST国嘉银行贷款达5.32亿元，其中2.67亿元已逾期，公司因此蒙受惨重损失，2001年净利润亏损16814万元，追溯调整后出现最近两年连续亏损，于2002年4月24日被戴上ST帽子。就是这样一家公司的高管人员，2001年前三名高管年薪高达127.9万元，人均42.6万元。这对那些勤勉尽责而薪酬远远低于ST国嘉的高管人员而言，岂不是莫大的嘲弄？

    三是股东分红一家比一家少，而高管薪酬却一家比一家高。一个很浅显的道理是，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级别再高，他也是为股东“打工”的；而上市公司的股东再小，他也是公司管理人员（包括高管）的“老板”，股东利益不容侵犯。但在我国上市公司中，这种利益本末倒置的情况比比皆是。去年我国上市公司高管最高年薪位于前20名的上市公司，派现能力并不怎么样，大部分都是“意思意思”，而高管年薪却居高不下。 2001年，丽珠集团6名高管薪酬203万元，股东红利918万元，前者为后者的22％；创智科技7名高管薪酬276万元，股东红利998万元，前者为后者的28％；北方股份8名高管薪酬200万元，股东红利680万元，前者为后者的29％。其中典型的要数小天鹅，2001年，公司高管薪酬300万元，而股东红利仅500万元，前者为后者的60％！

    　　投资者特别不能理解的是，一些亏损公司老总的年薪动辄几十万、甚至几百万，钱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钱并非出自他们经营企业所获得的利润。因为这些企业都出现了亏损甚至是巨额亏损，没有赢利来支付他们的高薪。很大的可能是来自社会公众股东的口袋。是他们供养起了这些“高薪贵族”，使他们在企业巨额亏损之时，照样悠然享受普通人难望项背的豪华生活。过去人们谈论国有企业管理的弊病，常常认为奖惩机制不完善、“干好干坏一个样”是重要一条。如今某些按现代企业制度框架构建的股份制上市公司，不仅干好干坏仍旧一个样，甚至干坏的反而比干好的赚得多。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薪酬标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倒行逆施的情况呢？主要是由于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薪酬的制定没有统一的依据，且一股独大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他们在涉及自身利益时总是“老子说了算”。纵观我国证券市场的法律法规，只有《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和《公司法》对上市公司董事选举、薪酬审议稍有涉及：公司内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均由公司股东大会决定；经理、副经理等有关人员的报酬则由公司董事会决定。这就意味着只要通过上市公司董事会提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董事薪酬便合法有效。而我国上市公司的法人结构，一般都是第一大股东占有绝对的控股权，社会公众股东无权过问公司管理层的薪酬情况。在我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这种特殊背景下，有关公司高管薪酬的提案在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中总会一路绿灯，于是随意制定薪酬就不可避免。

    从上市公司高管人员滥定薪酬日趋严重的情况来看，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虽然，制定较为合理的高管薪酬制度颇为复杂，但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收入水平应与公司盈利情况、公司实力以及给投资者的回报挂钩，这是起码的原则。为此，必须做到奖罚分明，要使上市公司高管人员感到，弄得不好，随时有砸饭碗的危险，从根本上杜绝在上市公司出现亏损甚至巨额亏损之后捞一把就走的可能。（何晓晴）